1978年的冬天，北京给人寒气逼人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那一年，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屋里，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在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按下手印，发誓宁愿坐牢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另外一件大事，是有610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全国性高考。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这年高考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二十多年以后，财经作家吴晓波读到这一命题，联想起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的首要前提。他写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2004年的一个下午，身在美国的吴晓波，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讨论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他们的谈话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乃至印度这些不同国家和制度之间跳跃，在那场夹杂着英语和汉语的讨论中，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史的念头，忽然萌生在吴晓波脑中。他发觉，所有关于中国公司的判断和结论，往往建立在一种感性的个人观察之上，而这成为国际沟通中的巨大障碍。
这天晚上，他用MSN和远在中国的妻子沟通了写书的想法。这是一项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述，但这个有着良好商业头脑和优美文笔的前新华社经济记者，从一开始就压根“不打算用冰冷的数字或者模型湮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他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他要写的是一部企业史，一个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当然，这些企业家分别代表三种力量：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0年来，这三种力量彼此博弈，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创业，创业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他和以往一样，拎了一瓶开水，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人民日报》。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他后来回忆说，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激动不已。因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刊登的全是革命、斗争，从消息到社论，无一例外。而手头的这张《人民日报》，竟然刊登起养牛的文章，看来气候真是要变了！”
吴晓波后来和助手在上海图书馆里，找遍当年的《人民日报》，只找到一篇介绍养猪经验的文章。是养牛或者养猪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柳传志在这个寒冷的早冬，感觉到了时代微妙的变化。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由一位工程师而转型为成功的经理人，然后又以中国式的智慧让企业顺利完成了资本人格的改造，进而并购了IBM公司的全球PC业务，开始新一轮的国际化扩张。
柳传志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有着坚忍耐力和果断头脑的小个子四川人。当面临重大决定时，邓小平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在屋里抽熊猫牌香烟。他在这一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随后主持了全国科学大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日后，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任正非。他正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发愁。10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在深圳创办了注册资本仅为2．1万元的华为公司，在一片争议中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华为如今已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27岁的王石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深圳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更赚钱的换汇倒卖活动，他没准会和刘永好兄弟一起，争夺饲料大王的头衔。刘家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数线，却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没被录取，他们一气之下去办养殖场，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1978年，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都还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而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干部。几年前，当全国还在高调学大寨的时候，他就偷偷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而那时，外面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不受保护、偷偷摸摸办起的小作坊，在浙江萧山、天津大邱庄都已经存在，他们的创始人分别叫做鲁冠球和禹作敏。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一位温州的干部告诉吴晓波。这个沿海小镇以低调实践在改革中崭露头角。吴晓波说：“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是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这句话。”
